编者按：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下称“战略咨询院”），是中国科学院开展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的综合集成平台和重要载体。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战略咨询院专家，他们认为，科技创新肩负着国家生存发展、民族崛起振兴的使命。如果说科技自立，关系的是底线和安全，那么科技自强，考虑的则是面向未来产业的引领。如果我国能够通过科技创新创造增量，并跟全球分享，其收益不仅有利于我国升级发展，更为中国崛起之后形成全球领导力奠定基础。
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提出，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具备明确目标
发展是科技创新的内生驱动力，生存是科技创新的外部驱动力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史湘洲 魏雨虹 徐欧露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关键变量’‘关键一招’。”战略咨询院研究员万劲波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面对国家对科技支撑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的现实，面对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如何理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如何建设这样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还有哪些挑战亟待解决？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战略咨询院专家，他们认为，科技创新关乎生存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一目标，将倒逼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制度治理范式转变。
何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瞭望》：什么是“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余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一种高标准定位的自立自强，是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的自立自强。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疫情之后，整体上我们制造业产业链在全球产能比例和重要性在增加，但未来面对的隐患挑战还是不少。这和基础科技实力，和“根技术”上的一些短板有关。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我们在战略性领域和重大科技前沿提出一些新思路、新想法，改变过去比较被动的跟随局面，要努力重塑面向原始创新的科教体系，从基础科研到产业技术到工程，都要重新思考和部署，这将涉及科学文化、基础教育，以及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改进管理体制等，从而释放我们创新的潜能。
王晓明：我理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两个意思。一方面从中国国内看，要将科研和经济这个大循环尽快打通。
科技创新是一个非常贵，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最贵的活动，投入大，但是产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西方发达国家在创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也要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下，借助全球创新资源，吸收全球科技人才，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因此另一方面，我们的自立自强，也要在全球开放体系下，依托全球创新网络，将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创新的大循环打通。
万劲波：科技自立自强的“高水平”就是以科技创新突破发展瓶颈，以创新驱动塑造发展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
高水平是对科技自立自强在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面临一系列新形势、新趋势、新目标与新任务，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系统、有效的科学技术解决方案和成熟、定型的基础性科技制度。因此，“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关键变量”“关键一招”。
肖尤丹：原来我们讲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说的是手段和路径。而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说的是我们要达到的效果。它的提出，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有了明确的目标。
《瞭望》：自立和自强的关系是什么？
万劲波：自立是自强的基础前提。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果难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就无法满足创新驱动引领发展的现实及长远需求。因此，必须立足自身优势，坚定“四个自信”和创新自信，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全面提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
自强是自立的根本保障。我们要坚持扬长补短、远近兼顾，“锻”“补”并重，统筹布局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全面做强自己：在优势领域抓紧“锻长板、挖潜力、增优势”，形成“非对称”战略能力；在弱势领域抓紧“补短板、固根基、强弱项”，提升创新体系的系统韧性，提升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
余江：科技自立与科技自强既高度关联，又各有侧重。科技自立应该更多是从产业链和关键技术供给的角度考虑，关心的是底线和安全。自强更多关注的是从零到一的原始性突破，考虑的是面向未来产业的引领，反映出领跑思维。自立与自强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整体。
宋河发：科技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最终会体现在知识产权上。自立，就是把我们需要的科学和技术成果做出来。自强，就是通过可持续的高质量知识产权布局尤其是专利布局，获得高的利润，提升产业竞争力。
用科技创新“做大蛋糕”
《瞭望》：如何理解科技创新对我国来说，不仅关乎发展，更关乎生存？
冷伏海：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综合国力持续强大和人民生活长久富足的国家，均是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和受益于其赋能发展的国家。
中国积贫积弱的民族历史怆痛表现出的“落后被人欺负，落后就要挨打”状况，某种意义上也是错失科技创新及工业文明赋能社会的机遇，所以百年来遭受民族国家存亡的危机。新中国成立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证明，我们重视了科技创新和工业体系的建设，才有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
生存说到底是民生、业存和国立。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国有的领域被“卡脖子”，这些被卡之处，或为核心装备、软件、部件和器件，或为关键材料、工艺和设计，其实是被卡在了关乎各领域生存的“科技能力”上，其结果则会关系到个人、经济和国家命脉的存立兴废。
王晓明：因为中国的生存发展，更要建立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2020年，中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年超过1万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同时也进入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产业升级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
我们很多传统产业发展规模已到峰值，在哪里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增量是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而且不光是我们自身，也涉及如何与全球协同发展。
目前来看，存量方面，我们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大部分工业产品全球市场份额不断提升，但这种全球存量利益的再划分，可能引起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紧张加剧。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科技创新创造增量、创造新的更大蛋糕，而且这个蛋糕不是我们独占，还能跟全球分享，带来的收益可能不光有利于我们未来的升级发展，也为中国发展之后形成全球领导力打下基础。
陈凯华：我国经济社会内生的高速发展和人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我们从科技创新中寻求解决方案。因此，科技创新首先可以被理解为发展的需要，如产业转型、生态改善、健康长寿和脱贫致富等。同时，要充分认识到，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将愈演愈烈。产业竞争和贸易竞争格局等，最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科技实力竞争格局。因此，科技创新也关乎生存。
可以说，发展是科技创新的内生驱动力，生存是科技创新的外部驱动力。
倒逼治理范式转变
《瞭望》：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对制度生态有哪些新的要求？
肖尤丹：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完善有利于增量、质量的基础性制度，建立基础建构性的政策。
完善有利于增量、质量的基础性制度，首先是进一步健全国家创新治理体系的基础制度，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首先包括设计好科技治理顶层方案。其中，治理主体应当从以科技行政机关为主向涵盖党、政、军、群等机关和组织转变。创新治理体系，还可以考虑构建国家研究理事会或国家研究委员会，以此在国家层面汇聚专家学者，跳出本领域、本部门的利益诉求，统筹谋划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并遴选确定优先发展方向等。同时，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这关系到基础制度中，政府与市场怎么分工，关系到央地政府科技创新事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之间的统筹协调关系建立基本制度。
还要强化财政科技投入、税收优惠的基础制度，继续提高其稳定性和预期性。
另外，我们还要从制度上进一步理顺创新跟经济、社会的关系。
第二，提高制度的公平性、稳定性和预期性。
科技制度环境强调三个公平：机会公平、竞争公平、保护公平。就机会公平而言，我们要做到“揭榜挂帅”，创新不问出身，谁能为国家做贡献就支持谁。
科技制度的稳定性，核心包括标准的稳定性、科技部门管理职能的稳定性、人才薪酬保障的稳定性。用稳定性来支撑科学家精神，某种意义上比激励更加重要。科技制度的预期性就是简政放权要持续。
第三，增强科技制度与市场规则、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国内与国际规则之间的协同性。举例来说，我国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存在，导致中国在知识产权上产生“权上有权”的现象，须通过增强制度协同性解决。
陈凯华：我国现在的科技治理模式总体上还是追赶导向，模仿和跟随是主要的科技发展方式。不可否认，通过这种发展方式，我国科技取得了高速发展，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但我国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以及国际科技竞争环境的变化，要求实现从跟跑到部分领域领跑这一转变。因此，国家科技治理模式需要变革。
首先，优化科技资源特别是基础研究资源配置，尽可能杜绝低效配置、错误配置、缺位配置和重复配置。另外，建立需求导向的国家科技治理模式。比如，科技评价要看科技成果是否满足了理论发展或实践应用的需求，尽量杜绝在考核中“数数量”。国办最新发布的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就在科学分类、多维度评价上指出了方向。再如，人才培养要建立满足科技发展需求和规律的人才发展制度。
现在，需要将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进一步联动起来。比如，我国研究生名额配置整体还是按照职称分配，而不是根据科技发展需求分配。还有，新建的科技平台和新布局的科技任务研究队伍应同步起来，这就需要推进科技和人才融合发展，提高科研体系效能。
冷伏海：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首先要求我们的招生和教育制度，着眼于发现和培养具有原创潜质的青少年。
第二是要求我们的人事制度，形成聘用、包容、使用和激励原创者的工作方式以及考核评价、薪酬晋升制度。
第三是制定能够识别、评估和保护原创成果的标准、方法、规则和法律。
《瞭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还存在哪些关键点待进一步完善？
宋河发：对知识产权和标准重要性的认识，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是涉及我国创新产业、创新国家培育的关键。
实践中，我国很多企事业单位的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结合不紧密，技术标准制定落后，很少有标准必要专利，多数产业联盟缺乏专利池机制，一些原创发明没能形成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型产业。
目前一些企业的专利存在质量问题，也缺少专利组合布局，绝大多数没有进入技术标准。因此，VCD、钕铁硼、EVD、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青蒿素等我国的原创发明，没有形成产业控制力，企业没能获取应有的利润。
例如，EVD是新一代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系统，多次向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申请成为国际标准都不了了之。EVD专利申请近2000件，但其核心专利申请因为质量低被驳回。其总体专利质量也不高，也没有将自主专利嵌入到技术标准中成为标准必要专利。面对蓝光DVD企业飞利浦和索尼等公司的持续研发、专利申请布局、标准制定和构建专利池，EVD最终在市场上没有取得成功。竞争失利后，现在我国有超过200家企业加入飞利浦公司主导的蓝光专利池联盟，支付了大量专利许可费。
在知识产权制度生态构建上，第一应建立职务科技成果披露制度，评估科技成果能不能转化；第二可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申请专利前要做质量和组合布局的评估。这两个制度，能够改变我国目前专利申请数量大质量低、专利与技术标准结合不紧密的状况。
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运用，最重要的是要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有条件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可建立内部专业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运用机构。没有条件的，也可以委托外部专业化机构开展这些服务。
王晓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形成从科技到产业，再从产业回到科技的闭环。其中有三个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科技创新体系，第二是现代产业体系，第三是区域布局体系，三个体系有机融合，才能形成由科技链、产业链融合组成的完整创新体系。所以创新体系里面含有一个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包括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战略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要高度关注未来产业。
目前，科技和产业“两张皮”仍有待打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更好地落到经济、行业发展层面上。未来我们要形成从基础研究、源头性技术到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完整链条，这个链条必须前端、终端都在我们这里。
另外，现在一些行业头部企业已经开始向基础研究，向行业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领域延伸。怎么给这些企业在现有的科技创新体系里留出位置、空间，让它们发挥作用，需要破题。
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发挥企业作用，探索一种“旋转门”的培养方式，让科研院所的人才能够方便地进入企业，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还能回到科研院所。通过在两种不同类型机构工作，积累双向经验，为打通两种机构之间的通道发挥人才连接的作用。有这样工作经验的人多起来，能更好地帮助融通科技和产业，帮助衔接科技创新体系与现代产业体系。■
